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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俄乌冲突中反复炮制虚假信息，宣传俄罗斯的负面形象，煽动反俄情绪的一系列举动，俄罗斯终于忍无可忍，直斥：美国国务院和媒体就是“真理部”！

  抛开具体事例，将美国的对外宣传，特别是其媒体称为“真理部”，也不失为一个准确而精到的比喻。美国的“真理部”不仅在俄乌冲突中呼风唤雨，也是新时代下对华意识形态战争中最隐晦、最危险的一股力量。我们不妨依照“真理部”这一概念，彻底剖析美国媒体在全面遏华战略中的作用，也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它的威胁。

  “真理部”（The Ministry of Truth）是乔治·奥威尔在其小说《1984》中所创造的虚构部门。当然，这是一个典型的奥威尔式讽刺——虽然名字中有“真理”二字，真理部的职责其实是操纵真理，也是通过发布虚假新闻、篡改历史、制造错误认知，最终达到洗脑民众，让其屈服于霸权政府意识形态的控制。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霸权，将其庞大而繁复的媒体网络称作“真理部”应该是当之无愧。这个真理部除了麻痹己方民众，更肩负着对外意识形态输出，甚至推动的职能。它们反复创造各种议题、构建虚假叙事的行径，中国也常受其扰。所以，我们不仅要从战略上藐视它，还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对这些操作的认知，不能只停留在大是大非上的道德判断，更要将它们解构、还原、才能揭露其本质的面貌。

  第一个手段，就是通俗来说的栽赃抹黑，它无疑是最明显的，也是中国反制最成功的方面。它涵盖对中国持续不断的人权攻击，和以突出案例为中心的栽赃（例如新疆问题、情报窃取、技术威胁、金融监督管理、货币操纵等），以及其他零散的指控。这类工具最常见，声势最大，级别也最高，却也最浮于表面，最容易被反制。

  我们对有关的案例和伪命题，经常可以就事论事，用真凭实据揭穿它们。例如在“新疆种族灭绝”指控中，外交部和官方媒体就通过揭露所谓“种族灭绝证人”的演员身份，曝光其指控背后的政治-资本利益链条，和拆穿对BBC等媒体炮制的虚假视频，坚实地粉碎了这些谣言。

  更重要的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对这类构陷最好的回击，就是在过去40年内的迅速崛起。其综合硬实力的不断上涨，最终一定会转化成更有分量的话语权，让这类叙事工具彻底失效。

  对于第二个手段——历史虚无主义，我们在过去缺乏足够的警惕性，但在民族自信心迅速增长的最近十年，对它也做到了迎头痛击。

  在《1984》的真理部大楼下，有一个名叫“忘怀洞”的巨大熔炉，专门用来销毁历史文件和证据；乔治·奥威尔用忘怀洞来讽刺那些被伪叙事洗脑的无知者，和为了一己私利而模糊历史的知识垄断家。

  而美国的真理部中，篡改、抹黑历史的主力军，无疑是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被西方迅速思想殖民的那一部分国内媒体、公知、和学术界泛“知识分子”群体，以及和他们相互配合的外国媒体、组织、和机构。

  由于经济实力的羸弱、受到苏联-红色阵营解体的政治冲击、以及美国冷战后的绝对实力等一系列原因，中国对这些忘怀洞的砖瓦匠和炭火工一直隐忍不发。值得庆幸的是，他们种种变本加厉的劣迹，变相地刺激了国内的民族觉醒。终于，一股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反抗浪潮，随国家硬实力的崛起，在中美全面对抗的时代成为了社会主流共识。

  这当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文史哲”类公知群体的全面溃败。举例来说，二十年不遗余力宣扬“中国崩溃论”的章家敦，随着中国的崛起最终变成了一个国际笑话，被网友开玩笑说为“崩溃学家”。而国内的公知典型高晓松，则从零零年代的电视/网络红人和意见领袖，到现在彻底失去国内市场，在直播中被骂到中途关闭。文艺方面，作为一代“文青”领袖的龙应台，其著名的“小确幸”心态，和“不在乎大国崛起，只在乎小民尊严”的言论，也从攻击中国发展方针的“金玉良言”，成为了偷换概念、遗忘历史和丧失民族责任的腐儒典型。

  总的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国家复兴和民族觉醒，我们对于前两点的警觉性和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并且在不断改善。相比之下，我们对于第三点的认知仍旧浮于表面，缺乏敏感性，也并未清楚地认知它的危害。更严重的是，这真理部中最隐秘的 “第三只手”，才是美国新时代下对华意识形态输出中的最大威胁。

  美国真理部的“第三只手”——意识形态植入，是将特定的政治身份、思维范式、公众价值，公开或隐晦地传播到其它社会中，并固化这些思想，使其顶替社会原生的道德体系，成为一种新的社会认同。直白些，就是改造社会思想和价值观，削弱其他几个国家的社会稳定，为其更进一步的直接干预打下基础。

  在这一方面，我们最常接触到的话题就是。要想颠覆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权，就必须先要通过文化价值输出来削弱政府和执政体制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引发社会内部的矛盾。美国作为这一方面的行家，其的成功案例屡见不鲜。从最早的被老布什称之为“不战而胜”的苏联解体，到10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美国媒体对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的大肆吹捧和宣扬无疑立下了汗马功劳。

  好在，这些案例慢慢的变成了了我们的前车之鉴。中国对于“美式民主”的价值观输出已经见了太多，也领略了不少。就近年来说，从太阳花革命，到国内公知群体的没落，到占中、7/14香港暴动和香港国安法的问世，我们已挫败了不少意识形态灌输下的。可以说，在2023年的中国，美真理部仍想依靠明目张胆的煽动来破坏中国社会的团结稳定是机会渺茫的。

  但对方同样知道这一点。所以，新形势下的美真理部已经转换了策略——隐蔽起来、化整为零，用狧糠及米的方式，蚕食中国的话语体系，潜移默化地操纵中国尚处于发展阶段的现代民族共识。

  关注美国新闻的人都必须要知道，在7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支持以种族因素差别招生的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引起了美国国内社会的激烈讨论。此法案旨在通过降低录取门槛，或设置招生种族比例等方式帮助平均学习成绩更差的少数族裔（非裔和拉丁裔）更容易地进入大学。而此法案的推翻意味着平均成绩更好的白人和亚裔（特别是亚裔）能够名义上得到更高的录取率。所以，此判决被美国华人群体大多看成是一场胜利。

  但我所关注的并不是这个事件本身，而是它在中国的报道。准确来说，是这项法案的译名。

  Affirmative Action 在中国被普遍译作“平权法案”，意思是“（实施/实现）平等权利的法案” 。但有一定英文功底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译名和Affirmative Action的原意完全无关。这个词最精准的翻译应该是：肯定性（Affirmative）行动（Action）。

  那为什么这次当法案被推翻时，它没有被译为“肯定性行动”，却被称为“平权法案”呢？

  平权法案中的“平权”，字面上的词源是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叶提出的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这个由美国法学家、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的概念主张弘扬“平等”的社会权利。上过美国法学史课的人都应该很清楚——平等主义是一个二十世纪产物，它属于美国左翼政治思想的核心原则之一。同时，它所关注的不平等，并不特指种族方面，而是指任何形式的不平等。

  肯定性行为的准确定义是：旨在用差别待遇特别优待受歧视的种族，让其得到历史补偿或更公平的机遇。虽然这个词在1964年民权运动（黑人权利运动）中被首次提出，但是此次关于录取方面的标志性判例则是2003年的 格鲁特诉布林格案 （允许教育学习管理机关在录取学生时将种族作为一个考虑因素）。所以，此次提及的法案，甚至都不能追溯到二十世纪，只是一个二十一世纪产物。

  也就是说，肯定性行动并不能完全代表平等主义。它只是这个主义下的分支。而“平权法案”这个翻译却用最广义的“平权”去代指一个很具有特殊性的，甚至是极端的做法。打个虚构的比方，这就像是中国在1997年废除了流氓罪后，西方新闻媒体报道时却说：“在中国，刑法被废除了。”这无疑是非常荒谬的。

  不仅如此，肯定性行动本身也饱受争议。首先，并不是所有左翼学者都支持肯定性行动。例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就认为它是治标不治本的策。同时，也不是所有左翼州都行使这项法案。作为最大票仓和民权运动发源地的加州，其政府就禁止公立大学（加州大学系统）行使肯定性行动。如果现在告诉美国左翼：“肯定性行动就是平权法案”，连他们自己都不会完全认同。

  “平权法案”被植入进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不是一个无心之失，而是有人有目的性地选择了这个错误的翻译，并将其引进中国。这是一场有组织、有目的、有预谋的移花接木。这当中最经典的做法，就是在阅读率最高的百科平台上篡改英文原条目的中文翻译。

  如果在上单独搜索Affirmative Action，出现的中文对应则是“肯定性行动”（因为这本来就是以前的主流翻译）。然而，其所属的主条目，则被改为了“美国平权运动”。但是，它所对应的英文却依旧是 “Affirmative A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肯定性行动在美国）。也就是说，有人刻意的将查阅/浏览率最高，也是最权威的主条目改成了“平权运动”，扩大这个错误译名的影响力。

  而这个改动的推动者，则正是以仇华、而闻名的美国中文媒体，和西方媒体的中文版面。百科的翻译背后都有引用依据，而中文翻译的一大来源则是海外中文媒体。对于此次法案的报道，这些媒体将其异口同声地译作“平权法案”，并大肆报道。当我们查询上“美国平权运动”条目的更改历史时，就会发现，它正是在此项法案被推翻后的美国时间7月2号被修改的——与这些媒体的报道时间与口吻完全一致。

  而反驳这项修改的意见，则被以“另有条目”为由撤销。讽刺的是，这两个条目本来就是源自同一概念。所以，这个撤销毫无道理

  矛盾的是，在这些媒体的最大受众——美国华人华侨中，最普及的翻译却是“肯定性行动”，而不是“平权法案”。这是因为，受到肯定性行动而限制录取率的美国华人大都不接受“平权法案”这个冠冕堂皇的翻译，认为它是左翼为了美化自己而打造的虚伪的普世价值标签。也就是说，这些海外华人媒体面对自己的最大读者和用户，却用了一个他们不仅不熟悉，而且还十分抵触的译名。

  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在诸如推特的国外社会化媒体上，如果用中文关键词搜索“肯定性行动”，就不会搜到任何对此次最高法判决的报道，而只会看到欢呼鼓舞的华人用户推文。但是如果搜索“平权法案”，看到的则是大量媒体的报道。

  推特上中文媒体统一使用“平权法案”，而提及“肯定性行动”的媒体，也只是将其作为补充称呼

  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时代，这些媒体如此反常的真正目的，当然并非是去影响海外华人群体，而是去误导对美国政治派系和政治词汇缺乏敏感性的中国民众。如果在上查询Affirmative Action，其条目已经被改为“平权法案”。而细查这个条目，它的来源一栏直接照抄了中被篡改的中文主条目。它的第一条引用则是2017年的网易新闻。后者又直接照搬了美国中文网的报道——它所使用的翻译，当然是“平权法案”。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微信中搜索“肯定性行动”，出现的大部分文章（包括学术性较高的那些）都集中在2017-2022年。也就是说，中文话语界以前的主流翻译是正确的。如果搜索“平权法案”，就会发现它只是在此次报道中被大量引用，而在前几年的文章中却少有提及。

  可以看出，肯定性行动曾是中国话语中的主流翻译，但在此次事件中却被集体置换了，以至于很难找到在2023年的使用记录

  这更加证明了：西方媒体，特别是熟悉中国用户和中文话语体系的重灾区——海外中文媒体，不仅在多年前就悄然埋下了错误的译名，还屡屡利用与其有关的标志性事件所带来的关注度与流量，向缺乏系统性知识和政治敏感度的中国民众反复输出这种错误概念，使中国社会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一个充满问题的思想，让其成为主流认知和新常态。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一个错误的译名，其威胁远没有前文提到的栽赃抹黑严重：“一个小小的翻译，能起到啥作业？”殊不知，这个翻译的背后是美国真理部绵里藏针的组合拳。

  首先，“平权法案”和许多其他美国的进步主义叙事一样，是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攻击武器。思想最喜欢诋毁中国的方向是所谓的“人权”——凡是促进人权的，中国就不会做；凡是中国做的事，就一定泯灭人权。自改革开放以来到近几年间，在中国大力推行扶贫、助学、推广少数民族优惠政策时，这些媒体则不用“平权法案”，而是“肯定性行动”来称呼。这样，中国对减少国内不平等的努力便不会与人权/权利扯上关系，更谈不上“平等主义”，也不值得与美国相提并论。它对应的反而是一个饱受争议的政策。

  而当中国实现全面脱离赤贫，族裔和身份不平等差距减少的当下，开始适当调整优惠政策时，他们便迅速地改旗易帜，开始使用“平权法案”。这样一来，他们便能以美讽华，将中国政府与极力主张废除“平权法案”的美国极右翼相比较。于是，在作为执政党的左翼眼中，中国就成了和极右翼一样“泯灭人权”、“种族主义”的政党。

  所以，在真理部修正概念的“胜负手”中，美国永远都是那个充斥着进步主义、在乎人权的国度，而中国却怎么做都不对，永远是落后、邪恶的反面。

  当然，这更多是美方的一厢情愿。因为，美中同类政策的比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美国作为一个以移民为主，且民族人口分布远比中国平均，并有长时间的种族歧视和奴隶制度历史的国家，它的差别性优惠政策和中国绝对没可比性，给不通族裔带来的的影响也远高于中国的同类政策。同时，所谓的肯定性行动，相比于中国落到实处的社会主义政策，更多的则是身份政治下的幌子。在其实行的20年间，美国的种族问题和贫富分化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严重。所以，它的成效也更与中国不可比。

  同时，在美国华裔看来，所谓的肯定性行动，本质上是大慷他人之慨，以长期牺牲亚裔学生的录取率为代价，为其他少数族裔铺平竞争道路。在NPR的采访中，一位亚裔学生便仿写乔治·奥威尔的另一部著作《动物农场》中的名言，讽刺这项法案：“所有族裔都是平等的，但有些族裔比其他族裔更平等。” 然而，不仅是西方媒体，更有国内某些以“进步主义”自诩的组织，媒体和个人却利用政治正确，将这种存在问题的美国左翼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加在中国话语体系下。

  NPR采访中亚裔学生的自述：在美国高校的录取系统中，对亚裔的不平等待遇是公开的秘密

  这并不是一次独立事件。中文话语圈对“black lives matter - BLM”（黑名贵/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翻译就出现过同样，而且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在BLM运动发展初期的2014、2015年，更贴切、准确、符合原意的“黑命贵”是中文媒体的主流翻译。而所谓“黑人的命也是命”，则是在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后，美国左翼为了驳斥右翼所做出的补充性解释，同样在美国充满争议。而且，没有证据说明BLM在被提出时就囊括了之后的含义。

  然而，在弗洛伊德事件后，美国真理部及其在华喉舌便迅速地行动起来，将这种解释/狡辩包装成公论，利用政治正确制造压力，让不明所以的国内舆论界被迫接受。

  所以综合看来，这些“翻译大师”的最终目的，其实是用话语陷阱挑动民族对立、打击中国的话语公信力、削弱其话语体系和文化正当性。他们要将促成西方动乱的文化内因，包装成普世价值，并移植进中国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埋下分裂和动荡的隐患。

  首先，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对特定民族长期的奴隶、殖民和种族灭绝的历史，并不背负美国的种族主义原罪。其次，美国国内的种族冲突，和各方所坚持的立场更与中国丝毫没有关系。所以，我们绝对没必要，更没有义务去在美国的左右翼中选边站；只需要坚持客观、理性、实事求是的叙事原则便可。

  然而，美真理部利用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和思想，将其伪装成丝毫没有悬念的主流文化，实则是将中国卷入本不属于自身个人的身份政治斗争中，让我们陷入两难的境地。当我们无意识地选择“平权法案”这个翻译时，应该分析这样一个场景：

  假设美国记者以“平等权利为普世价值”为由，让中国就“平权法案”表态，那我们如何作答？如果中国支持“平权法案”，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1. 背离了大量的海外华人、华侨、留学生群体；2. 被迫背负和西方文明同样的道德包袱；3. 被道德绑架，实施同样的社会政策，否则就是“言行不一” 。

  如果中国反对 “平权法案”，那么就是歧视黑人和拉丁裔、纵容种族歧视、漠视人权。随后，真理部很快就会将其用于挑拨中国和其他族裔，以及他们所代表的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无论如何抉择，中国都会处在话语权的被动中。所以，当我们接受了真理部设置好的价值体系时，就已经落入了这种话语陷阱。

  中国新时代下对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是一场捍卫自身社会价值观，文明独立性和话语体系的意识形态斗争。在美国国家实力全面走衰的当下，其的方法便更加依赖化整为零的组织和个人。因为这种形式下，美国真理部的成员们，无需组织动员，便可以自发效仿和传播。

  通过这种模式，他们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一个不党之党，在社会舆论中成为隐性推手的同时，又让监管者无从下手，没有头绪。更有甚者，他们会将中国叙事的建构者拉下水，无意中成为他们人造真理的背书员。虽然这类意识形态渗透没明确的组织和纲领，但是在关键的要素和节点上，是有策划和勾连的。因为这些舆论战终究还是要落到某些实处——例如一个词语，一个概念，一段叙事等等。我们追寻着这样一些问题话语本身，就能找到它们的来龙去脉和始作俑者。

  话语权的竞争是一场持久战。随着美国硬实力的衰弱，其对软实力的依赖必然更加强烈。同时，随着其综合国力的走衰，以为营生的真理部为了赢得捉襟见肘的生存空间，一定会日甚一日地对华输出。所以，真正的暴风雨尚未到来。我们不仅要做好“面对惊涛骇浪”的心理上的准备，更需要切实的提高对此类信息作战的敏感度，并丰富国内各界，尤其是学界和权威组织对美国各类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和政治话语的解构和批判。

  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面对美国真理部的“三只手”，我们最紧要的任务，是迅速地建立起属于自身个人的现代化文明和独立的、具有中国文明特征的话语体系。当我们再次遇到真理部时，便能如高尔基般笑道：“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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